作曲家谭盾将携《女书》音乐会亮相上海国际艺术节

　　用音乐方法探源女书

　　“女书”是目前世界现存的唯一一种女性文字，流传于湖南江永一带，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字形飘逸舒展，字音极具乐感，至于它究竟始于何时何地至今还是个谜。

　　这些笔画怪异而优美的文字被书写在秘扇上、手帕和肚兜等女性最私密的物件上。通过书写、吟唱、纹绣传播交流，在世代传袭中构筑了当地女性的精神王国。而身为音乐家的谭盾第一次接触到这种文字是五年前，他受邀在台湾指挥音乐会后，偶然在诚品书店读到有关“女书”的故事—1950年代建国初期，一群女人跑到北京说要见毛主席，但她们说话怪异，无人能懂，以至于后来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故事触动了谭盾的好奇心和艺术家的敏感神经，“它就发生在我的老家湖南，我又一向对古老的东西怀有敬意和兴趣，这样的题材一下子就抓住了我。”

　　在谭盾看来，女书的不少字符很像乐器的形状，“我恍若从这些流传四五百年、不为世人所认识的奇特文字中，直接看到了动人的交响乐章。”

　　关于女书的缘起，学术界向来有争议，有人推测“女书”起源于明末清初，有人以“女书”中存在与壮、瑶等民族织锦上的编织符号类同的字符为据，认为“女书的构成源于百越记事符号”；也有人依据“女书”文字与原始古夷文的基本笔画、造字法类同，认为它是舜帝时代的官方文字。

　　谭盾自称“不是考古学家”，但要用“音乐人类学”的方式寻路这一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我没想去考究什么，不过从音乐的角度，真的有重大发现。”谭盾在搜集原始的传唱音调中发现了江永女书村所唱曲调与兰溪瑶乡村中的音调几乎一致，“我就把两个地方的人找来，结果一开口，不同的唱词却是完全重合的节奏和旋律。”

　　谭盾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作曲时到大瑶山采风，曾经收集到类似的音乐素材。“我发现某些女书的曲调与古老的盘瑶史歌很像，常由三拍切分音和三全音音程构成，这种旋律极为古老，绝不是中原的旋律，而节奏也是少数民族记录狩猎和心跳的节奏。据我推测，女书的发明者不仅懂得古代的甲骨文，还是一些懂古乐的女人。女书音乐的根源应该是成韵于湖南、广西交界的瑶汉深山。”

　　谭盾告诉记者，当他第一次进入江永女书村的时候，几乎所有通晓女书的都是70岁以上的老人。而经过“文革”等事件将她们当作“妖魔鬼怪”的经历，使得她们极为谨慎，不敢将自己的秘密公之于人。而几次回访时总有人故去，到谭盾写完这部作品，13位采风对象已经离去了近半。“每次离开江永我都很焦虑，不知道下一次回去，她们还在不在了。”

　　影音为桥 联通古今

　　带着采集到的声音素材，谭盾创作出这部十三乐章的交响诗。女书的厚重与沧桑并未让谭盾的创作太过于天马行空，“我想过以基本的音调为主题去发展，但后来还是觉得要完全保留音乐的原生态，所以女书原声的传唱我没有使用乐队伴奏，就是让人们听那最古老的声音。”同时，谭盾也坦言，要根据这些音调创作实在困难，“别说谱曲，光记录就是巨大的工程，记录一首都要花半年，因为每个音都要在钢琴缝里找。”

　　如今音乐的呈现方式是十三部长镜头微电影中女书传承人原生态的歌唱与谭盾独立写作的交响乐展开对话，间以竖琴独奏作为桥梁，谭盾摒弃了以往竖琴装饰性的作用，将其写得十分戏剧性且厚重。“影像中的声音代表过去，交响乐队代表未来，竖琴是我心目中最女性的一件乐器，它是桥，把过去和未来连接起来。”

　　最初谭盾只打算依照音乐素材做纯听觉上的创作，但行进过程中，他发现古老女书的存在形式远不仅有音乐，还有书法、绣花、建筑，江永的一切构成了女书文化的整体，因此他决定用电影和声音的方法做立体的声像记录。于是有过为多部大片作曲经验的谭盾这次实实在在体验了一把电影导演的工作， 从200多小时影像素材剪辑下的十三部微电影的字幕上，都打上了“导演谭盾”的字样。“拍影像时按心里的音乐走，记录歌唱时也有拍摄的方案，所以是视听同步的创作。这十三部微电影无论长短每一部都是一个镜头，这样的影像真实，有人类学的风格，视觉节奏不会干扰音乐。”

　　名团委约 各有趣事

　　也正是因为加入了视觉部分的创意，促成了谭盾与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合作。此前，《女书》的音乐部分由美国费城交响乐团、荷兰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和日本NHK交响乐团联合委约，美、欧、亚三大洲的首演也敲定这三支乐团。由于当初的计划和预算并未牵涉到任何有关电影的拍摄，所以这部分经费必须由谭盾个人承担。恰巧去年与艺术节主办方接洽时谈到这一困难，征得另外三大乐团同意后，上海国际艺术节成为《女书》的视觉部分委约单位，这部独特的音乐作品也得以先于欧美亮相中国。

　　“这三支团是我心目中最好的团，而且有长期的合作关系，所以有了这个想法我第一个想到找他们。”费城交响是谭盾年轻时还在湖南乡间操办红白喜事时听到的“振聋发聩”之声，是他走上正规音乐学习道路并走向国际舞台的原动力。当他与费城接洽《女书》时，费城交响已经进入申请破产保护的程序，但听谭盾的介绍后仍然愿意委约，“他们对待文化的尊重和责任感令人感动，最后其实也就是走个形式，收了点"抄谱费"。”

　　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原本是奔着委约谭盾给他们的新低音提琴首席写一部专属协奏曲而找上门的，但当时谭盾一门心思都在《女书》上，便开出了“买一送一”的“价码”，“你委约《女书》，我就给你写协奏曲，你不委约，我就啥也不写。最后他们赚了。”

　　亚洲首演已经由NHK交响乐团于今年5月在东京完成，不少乐手是流着泪完成排练的，NHK电视台随谭盾走访江永制作的《女书》纪录片也制作了英文版，即将在美国播出。

　　对话

　　音乐“地图之旅”仍在继续

　　东方早报(博客,微博)：在“破译”女书的过程中，你读到了怎样的女人？

　　谭盾：作为一个男人，我觉得我一辈子亏欠女人。这种亏欠并非指感情上，我觉得所有男人打生下来就亏欠女人—从自己的母亲开始。女书中都是女人的眼泪，但同时她们又是高兴的，这种高兴在于她们完全拥有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她们自己构建，这其中有文字、有艺术、有音乐，她们的生活完全融入于此。你可以想象这些深山中的女性几乎都没有受过多高的文化教育，也从未走出去看外面的世界，但她们的内心是丰厚的。

　　很奇怪，有研究人员发现整个江永女书村是个长寿村，在那个中国最贫困的县里，她们却世世代代活得长久，我觉得这和她们有自己的精神王国有很大的关系。

　　东方早报：能具体解释下你所记录到的女书文献中到底记载了些什么吗？

　　谭盾：比如，《训女词》，母亲教女儿，女儿再教女儿，传承了家庭、道德、生命繁衍的文化和做女人的精神；《穿戴歌》唱得是女孩十五岁就出嫁，即将分别的姐妹在为她戴妆时依依不舍；女儿出嫁必须连哭三天三夜，还要唱《哭嫁歌》。沿着女书的轨迹，你能够看到许多女性文化的根现在还在延续，母亲对女儿的教导、女儿长大后对母亲的体恤，所谓的闺蜜文化，都在其中。

　　东方早报：相比西方的女权主义，东方的女性意识并未得到重视，女书中表现的女性是压抑的吗？

　　谭盾：完全不是，我原本也以为会是一部血泪史，事实上，因为它是一种私密的、男人无法读懂的文字，所以其实它开放、浪漫极了。她们虽书写经受的苦难，但也有许多的向往。女人虽然总是牺牲，但她们也懂得取悦自己，你能看到她们的生活，包括性在内的许多记述，真的是超乎意料的精彩。

　　东方早报：这部作品完成后，对保护女书还会有后续的跟进吗？

　　谭盾：在上海演出后，作品马上会在费城演出。之后会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牵头展开这部作品的全球巡演，现在已经有许多国家向这部作品发出了邀约。

　　接下来，我想要为我搜集来的这些资料建一座女书博物馆，如果不行就把这些资料捐给国家博物馆。我毕竟不是考古学家，但我希望我记录下的东西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研究中我发现，其实女书是最早的女权运动，同时它也是我们需要研究的女性文化。人类文明史的形成，女人是那么的重要，我呼吁更多的人加入我们，把失去的母亲文化、姐妹文化再找回来，找回那些恰恰是我们去探索未来所必不可缺的隐形阶梯。也许我们还能通过移动互联网开发专门的女书应用程序，利用当代的闺蜜文化重新复活这门语言，这项课题也在进行中了，希望能够落实。

　　东方早报：《女书》被看做是《地图》的姐妹篇，像这样结合中国地域文化和传统民间音乐形式创作的音乐还会继续吗？

　　谭盾：当然，我希望我的“地图式”音乐道路一直走下去。就像我心目中的英雄，他在他的国家寻找民间音乐的素材，成就了他的音乐语言，也丰富了这个世界的音乐形态。尽管我收集女书的遗迹，但实际上，我是想找到未来的声音。我刚刚从敦煌回来，那种感觉简直像重新活了一次。我们有太多古老的东西等着去复兴。

　　我想大概在2016-2017年推出以“敦煌”为主题的音乐，我想它的内核是关乎“信仰”，那种古老的信奉，是独属于东方的美妙乐章。